前几日，新闻报道了温家宝总理到北京第35中学听课的消息，新华社拍摄的照片上显示，温总理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镜头中在他附近的六位学生，有五位都是“小眼镜”，而这六位学生都无一例外把头埋得很低地做笔记。中间有一位唯一幸免的“非眼镜”学生（有可能戴了隐形眼镜），如果继续埋头下去，最终也可能加入“小眼镜”的行列。 

    几十年前，戴眼镜的人总是有着特定身份，他们大多是教授、医生、工程师等有知识有文化的特有群体。一双如酒瓶底厚的玻璃片（现在的镜片先进了很多）架在鼻梁就是“知识份子”的标志，“眼镜”这一称呼也成了市井民众对知识份子的戏谑称谓。那时的校园，除了遗传和先天性的眼疾，因为后天看书学习而近视的学生真不如现在这么普遍。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全国上下的中小学每天都会播放同一个清脆的童声：“为革命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闭眼……”，这套眼操一直持续到2008年新版的问世。只是，随着眼保健操的推行，我国学生的近视率非但没有降低，反而直线飙升，前两年还在纳闷为什么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仅次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时，两年之后，其排名就毫无悬念地荣登世界第一的宝座，我国青少年近视发病率高达60%，我国人口近视发生率为33%。 

    在世界上唯一推行眼保健操的中国，孩子们从小学开始做眼操，一直持续到考上大学十多年时间，却仍挡不住一个个青年跨入近视的门槛。从第一代眼操的保护视力、防治近视，到新版眼操以改善学生视力，缓解眼部疲劳效果明显为目的，单看其更新的目的和作用，我们也能觉察出一些端倪。

    我们的学生为什么会比美国青少年25%的近视率高出2.4倍，甚而位居世界第一？据调查，中国有78.3%的高中生每天在校学习时间为8小时以上，有56.7%的高中生每天在家学习两小时以上，还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参加家教或课外补习。中学生平均每天的学习时间是12到14小时，如此高紧张度的学习安排，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其近视率位居世界第一也不难理解。 

    此前有地方媒体对此事现象进行详尽分析，除了用眼习惯、采光条件有限、遗传因素甚至学生握笔错误姿势的影响，对学生近视最主要原因的看法基本达成一致：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以及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就此，地方教育部门也都积极对学生用眼采取保护措施，比如做一些改善教室、图书馆等采光设备、科学限定学生每日学习时间、保证眼操时间、做好食堂营养配餐等细微的事情（家长学院：给您不一样的教育视野！）。这些措施看起来细致周到，然而这些措施对于学生高强度的用眼负荷来说，并没有触及根本，继而也起不到缓解的作用。

    缩短学生在校学习时间，老师必定会布置成堆又机械的家庭作业，学生的眼睛仍不能得到短暂的休息；如果老师准时下课，对于毕业班学生来说，意义却不大，有多少孩子正是在黑色的三年级架上了眼镜，一位毕业班的学生表示，对他们而言，课间十分钟足以做两篇英语阅读。 

    而家长们对孩子的近视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除了饮食的营养搭配，提供良好的家庭学习环境。家长们在面对孩子越来越驼的脊背，越来越模糊的视力，心痛之余却只能无奈地给孩子换上更厚实一些的眼镜片。孩子视力下降的代价是前方更加光明的前途，还有什么比孩子的前途更重要的呢。笔者甚至听到有家长这样训斥自己的孩子：眼睛都没近视，你成绩怎么上得去？家长的教育方式固然有误，但这样的说法却不得不引人深思。 

    没错，学生的本职工作是学习，在中国的教育人才选拔机制中，考试成为考察和选拔学生学习能力的唯一方式。中国教育的考试体系给人们带来的观念是学生要想在泱泱中国出人头地，这就意味着你的努力只能比别人更努力，才能获得高分。因此学生得看更多的书，做更多的习题，用更多的时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没有捷径，也不计代价。天才很少，更多的普通学生都需要经过艰苦的学习过程才能够拔众人而出，鹤立鸡群。 

    所以，对于学生来说，学习、竞争、升学，在这种高压制度下的高用眼率，高阅读量，从延长学习时间来求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和考试目标，不论是学生处于被迫或者自愿，学生的眼睛总是不遗余力地献给了学习，献给了考试，献给了分数，献给了唯考试才有出路的制度。于是，当中国的学生猛然抬头，才发现世界已经变得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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